斯里兰卡人权捍卫者如科 ·费尔南多回顾了十年来斯里兰卡处于绝望和紧急状态之中的情况。在这段时期中，当地的人权捍卫者需要依靠国际体系来解决本国严重和系统的人权侵犯现象。费尔南多强调，如果没有人权捍卫者的推动，国际体系就不会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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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如科 ·费尔南多，人权活动者和INFORM人权文献中心顾问。 本文首发于《开放民主》OpenDemocracy.net

几年前，斯蒂芬·霍普顾德曾经说过[1]，改变未来的是活动者而不是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这句话已经在斯里兰卡得到证实。毫无疑问，人权的主要斗争必须在国内展开。但是，有些时候来自国际的支持，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对我们而言，2006至2014年正是这样的时期。

2005至2006年，我在曼谷的亚洲论坛秘书处工作。2006年，斯里兰卡内部冲突升级，我决定回国，回到了一片混乱之中。国内存在着大规模强迫失踪、法外处决、大规模流离失所，强迫征兵（包括儿童），以及对旅行和通信的严厉限制。这段时期，人权活动人士（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人道救援人士）、独立记者、神职人员以及批评政府的反对派政治家遭到杀害、失踪、拘留或威胁。国内人权保护机制，诸如司法系统、国家人权委员会和特别调查委员会已经完全失效。

在这段时期，活动人士在斯里兰卡的生活和工作都面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声援成为我们争取人权斗争的关键因素。我们的国际宣传主要针对联合国，其次的战略是针对英联邦。英联邦未能作出干预，严重损害了它的信誉，[2] 导致一些国家元首抵制2013年在科伦坡召开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我仍然认为，如果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设立在地办公室的话，那么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特别是2009年，我们所见到暴行的程度可能会减少。

2008年9月，当政府下令所有联合国机构离开战区时，人民呼吁联合国不要离弃。但是我们未能说服联合国留下来。2009年初，随着战争达到高峰，平民伤亡急剧增加，作为人权捍卫者，我们寻求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特别会议。尽管我们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但这是在战争之后，这种情况对斯里兰卡和联合国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联合国在事后的内部审议中承认，“斯里兰卡发生的事情标志着联合国的严重失败”，并且，“许多联合国高级工作人员没有意识到防止平民被杀害是他们的责任”。但在2012年3月和2013年3月，由于来自人权团体的持续压力，潮流开始转向。2014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另一项关于斯里兰卡的决议，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斯里兰卡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和相关罪行进行调查。[3]虽然这些行动姗姗来迟且作用有限，但是对幸存者、受害者家人和我们之中不顾一切长期为之奋斗的一些人而言，这是一个胜利。

2015年9月，高级专员办事处公布了调查报告。[4]这份报告详细记述了令人恐惧的非法杀戮、强迫失踪、强行招募儿童兵，阻挠进入安全区的行动、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酷刑、任意羁押等大规模的系统暴行。高级专员建议设立一个包括国际法官、检察官、律师和调查员在内的特别混合法庭[5]，以确保对报告中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追责，并且建议作出其它国际行动，例如实施普遍管辖权和审核。“混合法庭”和“国际参与”看来已经获得媒体的关注。在此之外，还需要处理其他必要的事情，例如寻求真相、赔偿、纪念、改变宪法、反省，这些迫切需要更多的在地行动。

虽然斯里兰卡人权捍卫者的国际倡导重点在于政府之间的机构，如联合国、英联邦和各国政府，但是只有当其他组织——这些组织的规模较小，但或许具有更大的热情、决心和奉献精神——坚持不懈地推动这些机构时，它们才会改变方向。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的坚定参与在国际倡导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斯里兰卡或日内瓦，母亲、父亲、妻子勇敢地站出来，向来自外国政府和联合国的高级代表作证。桑迪娅·艾克娜里歌达女士（她的丈夫是失踪的僧伽罗语记者）和玛诺哈兰博士（他的儿子，一个十几岁的泰米尔男孩，2006年在海滩上被杀）都是定期的来访者和坚定的倡导者。

尽管政府镇压了国内的媒体，一些国际媒体仍然继续报道人权侵犯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人的故事，特别是他们为真相和正义进行斗争的故事。虽然这些媒体的兴趣并不持续，而且倾向于集中在具体事件上，但是这种报道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与世界分享另一种叙述版本的机会。一些作家花了大量的时间与北部地区受到战争影响的人相处，写书描述他们的故事。一些人利用战争最后阶段和战争之后的素材创作了电影。他们也面临着恐吓、诽谤，他们前往北部旅行受到严格的限制，一旦抵达，又遭到监视和各种障碍。有些人被抓捕、拘留和驱逐。但是这些故事，通过文章、视频、电影、摄影和书籍等形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世界对斯里兰卡关注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这些故事让关注得以保持。

可能最有争议的群体是境外的斯里兰卡移民社群。我见了几个移民社群，一些完全是泰米尔人，一些是穆斯林人、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混合社群。一些移民社群明确支持这场战争，为之辩解，并试图掩盖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TTE）和斯里兰卡政府的暴力和侵权行为。但是，我交往的许多人非常关注斯里兰卡发生的事情，关心人权侵犯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人。一些群体在游说外国政府和联合国官员方面非常有影响力，他们无疑对联合国在有关斯里兰卡问题上采取的行动进展作出了贡献。

对我们来说，2006年至2014年是一个绝望和紧急的时期，当时我们国内的活动人士、学生、艺术家和其他许多人权捍卫者需要国际体系——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推动，国际体系是不会采取行动的。现在我们在斯里兰卡内部开展工作的空间稍微多了一些，但是如果国际社会现在离开我们，那将是一个错误，特别在他们已经与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一漫长旅程之后。我们只能希望联合国和英联邦做出更多努力。

谢谢大家，同时我也期待着继续我们的行程。